要點提示

在工傷認定過程中，負主要舉證負責的是用人單位，職工也不能完全免除舉證責任，但是，職工所承擔的舉證責任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應當與其自身的舉證能力相一致，應與待證事實的證明難易相對應。職工作為勞動關系中處于相對弱勢的一方，由其對勞動關系及事故發生過程，承擔初步證明責任更為公平。

案例索引

一審：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17行初1號。

二審：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粵行終1248號。

案情

上訴人（原審第三人）：陽江衛訊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衛訊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劉俊華。

原審被告：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江城區政府）。

衛訊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登記注冊成立，類型為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吳鏗。劉俊華的丈夫盧亞水生前是衛訊公司的員工，負責架設通訊光纜工作。2015年2月3日上午10時38分左右，盧亞水在陽春市春城東沿江路國稅背路段安裝通訊光纜時從竹梯失足跌落，致頭部嚴重受傷。經在場同事向陽春市公安局紅旗派出所報警后，盧亞水被送至陽春市人民醫院搶救，后因病情危重轉入廣東省中醫院治療，于2015年 3月4日死亡。劉俊華就盧亞水工亡一事向陽江市江城區雙捷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江城區雙捷鎮人民調解委員會對盧亞水發生工亡情況，向謝克紅、謝國亮、馮原贊等人進行調查。由于衛訊公司未接受調解，2015年6月1日，劉俊華向陽江市江城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江城人社局）提出工亡認定申請。江城人社局經審查后于當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江人社認字[2015]28號《工亡認定決定書》，認定盧亞水是衛訊公司的員工，本次事故所受到的傷害，符合《廣東省工傷保險保險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的規定，屬于工傷認定范圍，予以認定為工傷。

衛訊公司不服該工傷認定，向江城區政府申請行政復議。2015年12月10日，江城區政府作出江城府行復[2015]2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認為衛訊公司申請行政復議符合法定程序，江城人社局作出江人社認字[2015]28號《工亡認定決定書》未詳細查明有關事實且法律依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第（一）項的規定，撤銷江城人社局認定工亡決定，并要求江城人社局收到行政復議決定之日起60日內重新作出決定。

劉俊華不服江城區政府作出江城府行復[2015]2號《行政復議決定書》，訴至法院，請求撤銷江城區政府作出的江城府行復[2015]2號《行政復議決定書》。

裁判

陽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工傷認定辦法》第九條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受理工傷認定申請后，可以根據需要對申請人提供的證據進行調查核實。”第十二條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工作人員進行調查核實時，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予以協助。用人單位、工會組織、醫療機構以及有關部門應當負責安排相關人員配合工作，據實提供情況和證明材料。”第十七條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用人單位拒不舉證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可以根據受傷害職工提供的證據或者調查取得的證據，依法作出工傷認定決定。”本案中，江城人社局受理劉俊華申請工傷認定，向衛訊公司送達舉證通知，衛訊公司認為與盧亞水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盧亞水是衛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吳鏗個人雇請的，但衛訊公司沒有舉證，也沒有配合江城人社局調查工作。因此，江城人社局根據劉俊華提供證據進行調查核實，認定衛訊公司與盧亞水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清楚。盧亞水于2015年2月3日上午10時38分左右在陽春市春城東沿江路國稅背路段安裝通訊光纜時從竹梯失足跌落，致頭部嚴重受傷，后經搶救無效死亡，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江城人社局根據《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認定盧亞水為工亡適用法律正確。江城區政府作出涉案行政復議決定，認定江城人社局作出江人社認字[2015]28號《工亡認定決定書》未詳細查明有關事實且法律依據不足。故判決：撤銷江城區政府作出的江城府行復[2015]2號行政復議決定；江城區政府自收到判決書之日起六十日內重新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宣判后，衛訊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工會組織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七條亦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上述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也體現了前述舉證責任分配思路。因此，在職工完成了初步證明責任后，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包括否認與職工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應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衛訊公司否認其與盧亞水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并認為應當由盧亞水的親屬負完全的舉證責任而該公司無舉證責任之主張，沒有法律依據。陽春市公安局紅旗派出所對謝克紅、謝木生等人所作詢問筆錄、公安機關的調查材料以及疾病診斷證明書、死亡醫學證明書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實衛訊公司的員工盧亞水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事實。至此，劉俊華已依法完成初步證明責任，衛訊公司否認工傷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但其卻拒不履行相關舉證義務，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江城人社局作出的涉案工傷認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支持。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工傷認定案件的待證事實主要涉及兩個部分：一是勞動關系事實，二是工傷事實。對于相應的舉證責任，在工傷行政認定程序階段和訴訟階段略有不同，但基本的價值取向和標準具有一致性。本文所探討的情形主要是指工傷認定行政程序中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一）工傷行政認定程序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從《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宗旨來看，工傷保險主要是為因工受傷職工提供保障和為用人單位分散工傷風險，其區別于一般商業保險的特點是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強制性。由此，用人單位有為其職工購買工傷保險的法定義務，一旦發生工傷事故，用人單位負有替職工向社保部門申請工傷認定的義務。對此，《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故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首先是用人單位的義務，該義務包括主動提供證明勞動關系存在以及工傷事實的相關材料。但是，以上是法律的應然狀態。實然的狀態往往是，即便法律規定了未繳納工傷保險費情形下用人單位需承擔相應工傷保險待遇的給付義務，但一些用人單位仍出于各種因素考慮不愿意替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用。一旦發生工傷，這些用人單位一般也不會主動替勞動者申報工傷認定。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賦予受傷職工及其家屬一定的自我救濟權利，用人單位不申請工傷的，職工或其近親屬可以直接申請工傷，但同樣需要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對于職工的舉證責任，《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應當提交下列材料：（一）工傷認定申請表；（二）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三）醫療診斷證明或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鑒定書）。”根據該規定，職工也需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其不能因為負主要舉證責任的是用人單位，而主張完全免除舉證責任。

（二）區分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

與舉證責任相對應的，除了證據能力，還有證明標準的問題。一般舉證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主要有三：一是排除合理懷疑；二是明顯優勢；三是高度蓋然性。刑事訴訟一般采取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最為嚴格。民事訴訟一般采用的是高度蓋然性原則。行政訴訟的證明標準一般介于刑事和民事訴訟的中間，較多采取優勢證明標準，負有舉證義務的一方所列舉的證據已達到明顯優勢程度，即可認定其主張的待證事實成立。但是，優勢標準也并非行政訴訟的唯一標準，仍要視不同案件的不同情況區分適用，還需要考察行政行為對當事人權利義務所產生的實際影響程度的大小。對于處罰金額較大或者其他對當事人合法權益造成較重負擔的情形，相應的證明標準需要超過明顯優勢標準且接近于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比如針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或者停產停業的行政處罰；而對于給當事人造成的負擔較輕的情形，基于行政效率和比例原則的考慮，則只要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即可，比如交警按簡易程序作出對的現場處罰。

以上證明標準同樣可以適用于工傷行政認定程序。參照舉證能力大小以及與證據的遠近程度，較有優勢的用人單位提出傷認定申請的，工傷認定所要求達到證明標準應當是明顯優勢證明標準。但是，在用人單位拒不承擔工傷舉證責任情況下，職工所承擔的舉證責任所要達到的證明程度，應與其自身的舉證能力相一致，應與待證事實的證明難易程度、與證據的遠近情況相對應。職工作為勞動關系中處于相對弱勢的一方，由其對勞動關系及事故發生過程，承擔初步證明責任更為公平。尤其是，在發生職工死亡事故時，用人單位既不申請又拒不舉證時，若要求死亡職工的近親屬與用人單位承擔相同的舉證義務顯然過于苛責也不現實。在這種情形下，工傷認定的證明標準只要達到高度蓋然性即可。

另外，《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工會組織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工傷認定辦法》第十七條亦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該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也體現了前述思路。在職工完成了初步證明責任后，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包括否認與職工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的或者工傷事實的，應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這是法定的舉證責任轉移方式。用人單位不舉證或者舉證不能的，則職工已提交初步證據的，經社保行政部門調查核實，該證據只要能夠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社保部門就可以依職權作出直接作出認定為工傷的決定。

（三）本案的具體分析

本案各方對于涉案工傷事實并無爭議，爭議的焦點是涉案勞動關系的存否。江城人社局在受理劉俊華的工傷認定申請后，向衛訊公司送達舉證通知。衛訊公司在收到相關通知后，僅向江城人社局提供了一份《股權轉讓合同》，并未提交其他證據材料，亦未否認該公司與盧亞水之間的勞動關系。社保主管部門針對盧亞水生前的工友謝克紅、謝國亮、馮原贊、陳劍鋒、陳暢等所作的多份調查筆錄均能初步證實盧亞水發生涉案傷害之時系為衛訊公司員工的事實，且上述證人證言與陽春市公安局紅旗派出所對謝克紅、謝木生等人所作詢問筆錄內容亦能相互印證，均能證明上述的事實。上述證據加上公安機關對案發過程的調查材料、疾病診斷證明書、死亡醫學證明書等，可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實衛訊公司的員工盧亞水屬于工亡的事實。至此，職工方已完成對勞動關系以及工傷事實的初步證明責任，衛訊公司否認工傷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但其卻拒不履行相關舉證義務。江城人社局有權直接在工傷認定程序中，認定盧亞水為工亡。雖然事后，衛訊公司在行政復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中均否認盧亞水與其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并提交《股權轉讓合同》、吳鏗的《說明》等證據以證明盧亞水系吳鏗個人雇傭的主張。對此，該股權轉讓合同雖然對衛訊公司的股權轉讓進行了約定，但上述股權的變更與否并不影響衛訊公司之獨立法人資格。在公司股東及法人代表登記依法進行變更登記前，吳鏗仍是衛訊公司的法人代表，仍可以公司名義對外經營，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仍應當由公司承擔。涉案勞動者無從知曉衛訊公司內部之股權變動，也沒有相關的注意義務，其有理由認為吳鏗仍是代表衛訊公司與其達成勞動關系。雖然事后吳鏗提供關于盧亞水系其個人聘請的說明，但其亦未提交其與盧亞水之間存有雇傭合同等方面之證據，單憑該證言不足以推翻盧亞水與衛訊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綜上，江城人社局作出涉案《工亡認定決定書》于法有據，江城區政府作出撤銷該工亡認定決定錯誤，人民法院對該復議決定應予撤銷并判令其重新作出。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是證據突襲的問題。一些用人單位在工傷行政程序中不提交相關證據，也拒不配合社保行政部門進行調查取證，而是待工傷認定作出后，在行政復議程序以及行政訴訟程序中才提交了否定勞動關系或者否認工傷事實的相關證據。對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九條關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證據，原告依法應當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納”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用人單位在工傷認定程序中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的證據應當不予采納，不作為否定工傷認定合法性的證據。

二是判決方式問題。2018年2月8日新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九條規定，復議決定改變原行政行為錯誤，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復議決定時，可以一并責令復議機關重新作出復議決定或者判決恢復原行政行為的法律效力。對于相關的工傷認定案件，人民法院經查明可以確定原工傷認定決定是正確的，應當基于實質解決行政爭議的要求，在判決撤銷錯誤的行政復議的同時，直接在判項中恢復原工傷認定決定的法律效力，而不必責令行政復議機關重作。至于行政復議機關是否重作，由該機關根據自己的工作需要自行決定，但重作的結果必須與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