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秦某系重慶某律師事務所業(yè)務員。2018年9月起，黎某開始為秦某尋找案源并介紹業(yè)務。秦某向黎某承諾：每個月扣除養(yǎng)老保險后發(fā)底薪，并告知黎某的身份為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秦某建立微信群并將黎某等人拉入群中，并在群中發(fā)布了業(yè)務員與律師談案管理規(guī)定以及招聘律師助理、市場專員的招聘通知，招聘通知顯示聯(lián)系人為秦某，職務為主任。秦某亦在微信群中安排工作、詢問群內(nèi)成員工作情況。同年11月，秦某將黎某移出群聊。黎某訴至法院，要求秦某支付勞動工資及未簽勞動合同產(chǎn)生的二倍工資差額。

【分歧】

關于黎某是否與律師事務所形成勞動關系，存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黎某與律師事務所未建立勞動關系。秦某僅系律師事務所員工，其招聘的助理應由秦某自行承擔責任。黎某從事的工作為介紹案源，律師事務所案件來源具有開放性。且黎某在其工作中是否與律師事務所形成人身依附性、是否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等情形，勞動者均應舉證證明。現(xiàn)黎某證據(jù)不足，故應依法駁回黎某訴請。

第二種觀點認為，黎某與律師事務所已建立勞動關系。黎某提供的勞動屬于律師事務所業(yè)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事務所亦實際從黎某提供的勞動中受益。黎某舉示的證據(jù)能夠證明秦某有權代表律師事務所進行招聘及管理，律師事務所應對秦某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第一，聘請黎某的秦某具有管理者的身份。群成員在微信群中稱呼秦某為秦總，秦某發(fā)布的招聘通知載明其職務為“秦主任”。秦某在微信群中安排工作、詢問群成員工作情況，安排對象不僅包括業(yè)務員，亦包含律師，秦某亦在微信群中進行會議通知，會議地點為律師事務所住所。以上足以證明秦某有權代表律師事務所進行招聘及管理。

第二，黎某有理由相信其與律師事務所建立了勞動合同關系。聘請黎某的秦某具有管理者身份，秦某以律師事務所名義與黎某商談勞動報酬支付、社會保險繳納等問題。黎某成功介紹的客戶均須與律師事務所簽訂法律服務委托合同，律師事務所系直接受益人。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處于從屬地位，舉證能力較弱。為保護善意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即使律師事務所確實對秦某的行為不知情，也可適用表見代理原理，認定律師事務所應對秦某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秦某對黎某進行管理即應視為律師事務所對黎某的管理。

第三，律師事務所系專業(yè)的法律服務市場主體，應對與當事人建立何種法律關系進行明確界定。案源是律師事務所主要收入來源，實踐中律師事務所很多都有自稱“律師助理”的業(yè)務員尋找案源。對于為律師事務所提供主要收入來源的“律師助理”群體，律師事務所應負管理職責，單位應簽訂書面協(xié)議對兼職或?qū)Ｂ殹奥蓭熤�理”予以鑒別，對建立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雇傭關系予以界定。即使由個人出面間接管理，也應當明確告知勞動者，聘用系個人行為，由個人負責。同理，律師事務所就主體、法律關系性質(zhì)對勞動者的告知，對律師事務所同樣是一種保護。

（作者單位：重慶市江北區(qū)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