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殤”賠償價值救贖
如今，早已不同于上世紀的“百萬民工下珠江”，打工族分散在了幾乎所有大小城市的各個角落，工傷事故也如天女散花一般散落開來
工“殤”賠償價值救贖
“明年起，高危行業和企業的工傷死亡賠償金可以提高近三倍。”7月20日，從國家安監總局召開的全國安全生產視頻會議上傳來如是消息。
這對于未來遭受不幸的工人而言，無疑是一大潛在利好—目前實行的工傷死亡賠償金標準是“不低于20萬元”，這一標準將被上調。
作別“人口紅利”時代
“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這是在上個世紀末廣為流傳的一個順口溜，“百萬民工下珠江”為長三角的制造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
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對民工的工作環境和生存狀態的關注，2005年，《中國青年報》發表過一篇《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道“1998年僅深圳寶安、龍崗兩個區，就發生工傷事故1.5萬多起，其中工傷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住在集體宿舍，工廠更可以任意掌控他們的勞動時間”，有人認為，珠三角的農民工通常都住工廠宿舍，集體宿舍不僅降低了居住成本，同時也降低了工人對提高工資的需求，并且工作時間也容易被延長。
為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機器設備的更新以及工作環境的改善也很難得到落實。如此一來，工人一方面要頂著加班延時的勞累，另一方面又要操作陳舊甚至失靈的機器，工傷的發生似乎成了一種必然。
如今，早已不同于上個世紀的“百萬民工下珠江”，打工族不再僅僅奔向珠三角，而分散在了幾乎所有大小城市的各個角落，工傷事故也如天女散花一般散落開來。
“安全問題，事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事關社會穩定大局。各級領導干部對此要高度重視，努力減少和排除各種重大事故隱患，切實把有關安全生產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胡錦濤總書記曾如此強調。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也說過，“民生問題，安全第一；安全問題，生命至上。安全生產，說到底是一個尊重生命、關愛生命、保護生命的問題。”
“民工對于城市發展的貢獻無需多言，但我們的城市又給予民工怎么樣的回報呢？”廣東商學院謝澤憲教授長期從事福利政策和福利服務、農民工問題等研究，她曾花去三年時間，帶領上百學生對珠三角五六個城市的工傷情況展開調查，在調查后她就發出這樣的質問。
“民工荒”其實并不是經濟危機大背景下的專利，據報道，2003年珠三角再次出現過“技工荒”，2004年珠三角再次出現“民工荒”，2005年珠三角普通工人缺口達到100萬……一個個民工懷著致富夢想進入城市，又一個個地黯然離開。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逐步興起，“人口紅利”時代終將作別，如何改善待遇和工作環境，盡量保證工人的用工安全，最終實現發展戰略的轉型，成了決策者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最長1149天索賠路
“對于受工傷后如何處理，有38.4%的受訪者選擇找單位老板私了，選擇打官司的為37.2%，直接回家的為13.3%，選擇其它途徑如無家可回、求助親人等，為10.3%。”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于今年1月29日發布了《工傷農民工情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私了”成了農民工解決工傷問題的首選方案，人數近四成。工傷“私了”究竟在向我們訴說什么？
據該中心主任黃樂平介紹，工傷“私了”在實踐中，對受傷農民工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避開工傷處理那一套冗長的程序，盡快拿錢看脖。他還介紹說，“私了也存在負面因素，”一方面，“現實中用人單位的絕對強勢地位使得勞動者通過私了獲得的賠償會遠遠低于法定數額”；另一方面，“很多勞動者會因為選擇私了而主動或者被動放棄工傷認定申請，超過認定時效后就無法再去追究單位的責任，”并且還存在著諸如“撤銷私了協議”等所產生的許多不穩定因素。盡管如此，調查可見，工傷農民工依然普遍選擇私了，尤其是沒有勞動合同又亟需看病治療的農民工。
“在一般的工傷情形下，勞動者要把所有的程序走一遍，最長需要1149天！”義聯中心在調查中的統計數字如此顯示。耗時費力極大地困擾中國工人在工傷官司中的維權。
“工人的維權之路上，最艱難的是時效認定問題。”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媒體，工傷認定要在事故發生之日起的一年之內完成，因此，“一拖再拖，就成了某些工廠逃避責任的辦法。”工傷者像世界杯賽場上的足球一樣，被工廠、醫院和各勞動部門踢來踢去，卻始終不能被踢進“球門”。因此，在事故之后，“老板的良心便成了惟一的解決途徑”，“私了”就成了很多勞工最現實的選擇。
當然，勞動合同是工傷問題的第一個門檻，因為如果不簽訂勞動合同，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工傷認定就難上加難”。在很多工廠，工人不用簽訂最基本的用工合同便可上工，這在不正規的工廠尤其明顯，而工傷事故高發正是這些不正規的工廠。工人往往忽略這點。
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亟待提高，這幾乎成了社會的普遍認識。工人在回答“單位有沒有給您上工傷保險”這一問題上，僅有17.4%的工傷農民工回答“有”，回答“沒有”和“不清楚”的分別為58.5%和24.2%。工傷保險是工傷賠償之外的另一道“保險”，但從實際狀況來看，其效果并不樂觀，甚至有些“可悲”。
“這說明在農民工集中從事的行業領域中，工傷保險的繳費情況仍然不容樂觀。”黃樂平表示，“盡管國家有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征繳稽核工作也常抓不懈，但還是有一些用人單位置法律規定和勞動者的生產安全于不顧，不繳納社會保險，發生工傷事故后不依法賠償。”
普通工傷尚在“途”
“明年1月1日起，高危行業和企業的安全生產事故，其一次性死亡補償金標準，按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計算。”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琳近日透露。
舉例說，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7300元，依此計算，一次性傷亡補償金是34.6萬元。再加喪葬補助金和供養親屬的撫恤金，安全事故中死亡的職工家屬一次性獲得的補償，平均水平在50萬至60萬元之間。
俗話說，“人死不能復活”。雖然工傷死亡的不幸一旦造成，補償金可以作為一種精神和物質的安慰，并且提高了企業的違法成本。但相比之下，如何從根源上避免工傷尤其是工傷致死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點上，中央在加大力度，讓人欣喜。
在高危行業，試行全年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制度，完善落實工傷保險制度，提高工傷事故死亡職工一次性賠償標準勢在必行。據悉，《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已于7月23日印發。
實際上，早在2006年7月26日，財政部、安全監管總局、人民銀行就聯合制定了《企業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并于當年8月1日起施行。
《辦法》中說，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是指企業以其法人或合伙人名義將本企業資金專戶存儲，用于本企業生產安全事故搶險、救災和善后處理的專項資金。并且還按小型、中型、大型、特大型企業分類，規定了存儲金額的上下限：小型企業存儲金額不低于人民幣30萬元（不含30萬元）；中型企業存儲金額不低于人民幣100萬元（不含100萬元）；大型企業存儲金額不低于人民幣150萬元（不含150萬元）；特大型企業存儲金額不低于人民幣200萬元（不含200萬元）。規定的風險抵押金存儲上限是“原則上不超過500萬元”。
“因為這個規定只適應于高危行業和企業，可以提高其違法成本，所以受益面可能會窄一點，”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岳運生說，“但是，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屬于普通工傷，就不適用這個標準。”
在“民工荒”的背景下，用工單位更應該思考如何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改善惡劣的工作條件，對農民工進行技術培訓。這已不僅僅是一種迎合，更是形勢的要求，在歷史的變遷面前，這種思維轉變顯得迫在眉睫。
來源：讀者報·影響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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