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劉某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申訴，仲裁委以特快專遞的方式向申請人下達了申請書副本、答辯通知書、開庭通知等仲裁文書，但是當特快專遞郵遞員送達仲裁文書時，該法人代表拒絕簽收該仲裁文書，郵遞員便只好按郵政系統規定簽署了拒收，該信件就被貼上了退改批條退回到了仲裁委員會。
對于本案是否視為已向被申請人送達開庭通知等仲裁文書，存在以下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送達無效，不能視為已經送達，只能通過其他方式重新向被申請人送達仲裁文書。《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仲裁文書的送達方式可以參照民事訴訟關于送達方式的有關規定執行，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七章第二節規定的六種法定送達方式——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轉交送達及公告送達，可分為強制送達和自愿送達兩類。強制送達無須受送達人同意接受，只須將訴訟文書送到指定的個人或處所，或將內容公開告知就有送達效力。自愿送達則必須有受送達人的同意接受行為才能構成合法的送達。因此，強制送達只有兩種方式，即留置送達和公告送達，其他均屬于自愿送達。《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規定，“直接送達訴訟文書有困難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為送達，或者郵寄送達。郵寄送達的，以回執上注明的收件日期為送達日期”，郵寄送達應以回執上注明的收件日期為送達日期，并未明確規定郵件拒收退回視為送達。因此，郵件拒收退回只能視為無效送達，應采用其他方式進行重新送達。本案中，仲裁委和送達人在沒有達到郵寄送達目的的情況下，應積極采取其他方式如留置送達等。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視為送達，文書退回之日即視為送達之日，應視為送達，文書退回之日即視為送達之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以法院專遞凡是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若干規定》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因受送達人自己提供或者確認的送達地址不準確、拒不提供送達地址、送達地址變更未及時告知人民法院、受送達人本人或者受送達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絕簽收，導致訴訟文書未能被受送達人實際接受的，文書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明確規定了，受送達人本人或者受送達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絕簽收的，應視為送達。即該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已規定的兩種強制送達方式的基礎上，新增了一種強制送達方式，即法院特快專遞因受送達人過錯不能送達時視為送達。因此，因該被申請人法人代表拒收而退回，仍應視為送達。
筆者同意上述第二種意見，本案應視為已向被申請人送達訴訟文書，特快專遞退回之日即為送達之日。
筆者認為，在郵件投遞的過程中，郵政人員系面交郵件于收件人，在收件人拒收時，郵政企業系依《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處理規則》第九十七條的規定按無法投遞的郵件處理，并按該規則第九十八條的規定將“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的收件人名址劃銷（但原字跡仍應可以看出），在詳情單上粘貼“改退批條”批明無法投遞原因，加蓋經手人員和主管人員名章，仍用特快方式退回原寄局，由原寄局退回寄件人。從郵件投遞過程看，當郵政人員將郵件面交收件人的當事人時，當事人通過郵件詳情單上記載的仲裁文書的名稱和數量明確地知道系仲裁委向其送達仲裁文書，其基于惡意逃避送達的目的，予以拒絕簽收。據此，可以認定收件當事人知曉其與仲裁委產生了訴訟法律關系，其放棄了了解仲裁文書的內容和意思的權利，同時處分了其在郵寄服務合同中享有的請求郵政企業單位給付郵件的權利，仲裁委可以就此推定受送達人拒收退回應視為送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