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述】：
孫某原系甲公司員工。2010年12月31日，孫某與甲公司終止勞動關系，甲公司于2011年1月10日為孫某辦理了退工手續。2011年1月4日，孫某與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雙方約定孫某在乙公司生產部工作，乙公司為孫某繳納社保費用，孫某構成工傷的，按國家規定辦理。2011年1月20日，孫某在乙公司工作時左手受傷，被認定構成工傷，致殘程度為十級。2011年9月29日，孫某向乙公司提出辭職，并于次日雙方解除勞動合同。
乙公司于2011年1月曾為孫某申報繳納社保費用，但因甲公司已為孫某繳納了1月的費用，故乙公司無法再為孫某繳納1月份的費用；孫某發生工傷時，社保繳納主體是甲公司，而用工單位是乙公司，兩者主體不一致，故社保機構無法支付乙某的相關工傷費用。
【爭議焦點】：
社保繳納主體與用工主體不一導致工傷人員無法享受社保待遇，應當由誰承擔賠償責任？
【案例分析】
本案法院認為，應由實際用人單位即乙公司承擔工傷賠償責任。作為孫某前一用人單位的甲公司，在雙方
勞動關系與2010年12月31日終止后，即于2011年1月10日為孫某辦理了退工手續，符合法律規定，且孫某是在后一用人單位工作期間受傷，甲公司不應承擔勞動者因工傷帶來的損失。孫某自2011年1月20日發生工傷，乙公司客觀上并未為孫某繳納工傷保險費用，導致孫某無法自社保部門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款，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故應當由乙公司承擔支付義務。
但筆者認為，從應然的角度來看，讓用人單位承擔工傷賠償責任，顯然不妥。
筆者認為，應由社保機構支付相關工傷保險待遇。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的精神，單位有為職工繳納社保的義務，違反了該義務才承擔不利后果，即對損失后果的產生存在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不利后果。乙公司曾于2011年1月為孫某申報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已經履行了社保繳費義務，但因繳費系統的原因致使繳費行為沒有成功，對用人單位而言并不存在過錯，法院讓其承擔工傷賠償的費用等于懲罰守法主體，這不符合情理，也與法理相悖。此外，這樣做等于變相地將社保機構的責任轉嫁到了用人單位的頭上，加重了單位的用工成本，不利于督促行政機關提升工作效能、改善服務質量。
筆者認為，出現制度漏洞，應該通過目的的解釋的方法予以處理。工傷保險的目的解釋的方法予以處理。工傷保險的目的是分散企業的用工風險，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工傷保險條例》并沒有規定用工主體與繳納社保的主體不一致，社保部門就可以拒絕支付相關工傷待遇。本案中，職工在工作期間受到傷害，該傷害已經被認定為工傷，且職工在受傷期間已有單位為其繳納了社保費用，理應享受到工傷保險待遇。因此，在特定情形下應淡化社保繳費主體與實際用工主體不一致的情節，在不存在騙保等道德風險的情況下，社保機構應依法核準相關工傷保險待遇。如果在實踐操作中，社保機構不予理賠，也不應當要求用人單位直接承擔工傷保險費用的賠償待遇，而應該通過人身損害賠償的途徑予以解決。
工傷損害是一種特殊的人身損害，在有工傷保險或者職工因用人單位的原因無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時，才應該通過工傷賠償的模式處理，否則應當按照人身損害的模式處理，即按照各自的過錯探查傷害的原委，依照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及人身損害賠償的相關司法解釋處理，讓用人單位承擔職工在工作期間受到傷害的民事責任，這樣更加符合公平正義的理念。同時，通過侵權責任構成減責、免責事由的運用，可以消除工傷保險認定把關不嚴，勞動者以自殘方式獲取工傷賠償（在沒有工傷保險時，這種責任近乎以無過錯的原則轉嫁給用人單位）的道德風險。
由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責任，需要理清民事法律與勞動保障法之間的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將“屬于《工傷保險條例》調整的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范圍的”排除在外，對此應當如何處理？筆者以為，司法解釋排除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形成或應當形成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關系”的情形，不包括應當形成但實際不能形成的情形，本案即屬于應當形成工傷保險關系而事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