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的工傷維權之難
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6月12日是世界無童工日。近日，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一組數據，2004年至2008年，世界童工總數從2.22億人減至2.15億人。但是，距離2016年消除童工現象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記者盼望通過對鄧纖、小葉等童工傷殘案件的剖析，喚起全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關注。
裁紙機突然失控，七根手指被斬斷
“等這件事了了，就回去念書。以后也想做一名援助律師。”15歲的鄧纖，看著僅剩下三根手指的雙手，后悔當初沒有聽父母的話，固執地要輟學打工。
5月30日下午，記者在一個汽修廠的宿舍見到鄧纖。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傷在手上，很難把眼前這個健壯的男孩跟殘疾人畫等號。在他臉上，已經看不到這個年齡本該擁有的朝氣，眼神里流露的憂慮和堅韌，讓他略顯成熟。
改變命運的那一刻，讓鄧纖刻骨銘心。
2009年8月，厭學的鄧纖被老師介紹到親戚開的印刷廠打工。11月27日下午6點多，已經連續工作十多個小時的鄧纖，被叫去裁書。鄧纖回憶說，“剛把書放到機器上，正準備擺齊，裁紙刀就落下來了。”鄧纖只記得自己慘叫一聲，七根手指就被齊刷刷地切斷。“當時還不覺得痛，腦子里一片空白。”
“正常情況下，要按三個按鈕才能啟動裁紙機，而且落刀之前，還有紅外線掃描。可那天，雙保險都失靈了。”鄧纖說，出事那天，剛好是他打工的第100天。
事后，鄧纖被及時送到醫院，可是手指最終沒能接活。
在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的幫助下，鄧纖和從安徽老家趕來照顧他的媽媽暫時在北京安頓下來。平時，媽媽給人家做飯，兩個人的吃住就算有了著落。
“老板曾經表示要賠24萬元了事，我覺得太少，沒答應。”考慮到孩子今后的生活狀況，鄧纖媽媽認為，不該只賠這些錢。然而，隨著老板和公司的“人間蒸發”，鄧纖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鄧媽媽心急如焚:“我們娘兒倆每天都在煎熬著，盼著法院開庭的日子早點到，盼著能快點拿到賠償，盡早回家。”
多數童工輟學離家，工作靠親朋介紹
鄧纖的經歷并非偶然。記者從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了解到，從2005年至今，該中心已經援助20多起童工傷殘案件。其中，多數孩子因為輟學離家打工，工作幾乎都是靠親朋好友介紹的。
15歲的小葉，也是輟學后到北京打工的。2009年2月下旬，她從西部農村老家來到北京，經人介紹到一家洗衣廠當洗滌工。3月26日晚10點多，已經連續40多個小時沒有睡覺的小葉還在工作，幾乎是在睡夢中，她的左臂被絞進了燙平機。
李貞外出打工時還不滿14歲。為減輕家庭負擔，她輟學后，從山東老家來到北京，在老鄉開辦的豆制品加工廠打工，每天至少工作15個小時。2005年3月6日，李貞正往機器里加原材料的時候，胳膊被卷了進去。
每一起童工傷殘事件，都令人觸目驚心。時福茂分析說，受傷的童工大都傷在上肢或手部。在他援助的13名童工中，9起斷臂，4起手掌或手指缺失或受傷。從發生事故的時間看，平均不到半年。其中，工作不滿3個月就受到傷害的童工，約占60%，時間最短的不到1周;而童工日平均工作時長，約為13小時;童工受雇的企業，絕大多數是私營或無照經營企業。
傷殘童工維權異常艱難
時福茂說，傷殘童工維權時，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找不到索賠對象。在童工發生事故后，老板往往會盡快注銷公司，或將公司轉包給根本沒有賠償能力的皮包公司，隨后便“人間蒸發”。
正在辦理中的鄧纖案，就遭遇了這種狀況。4月初，當法警給被告送應訴通知書時，發現公司已經搬離，人去樓空。為了找到公司，時福茂和鄧纖母子挨個兒到勞動監察、公安局和工商局等職能部門，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不久前，時福茂終于在通州發現了這家新注冊的公司。但是，老板已經換人了。
為討回公道，李貞也選擇了訴訟。讓她沒有想到的是，法院的宣判帶給她的竟然是一張白條。由于判決無法執行，勝訴后，李貞仍未拿到一分錢的賠償。造成判決無法執行的原因，還是老板的惡意逃避。
“一個注冊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企業，怎么說轉移就轉移了?就不能通過出資方式、銀行資金來往、納稅情況等，查到資金轉移的流向嗎?”全國律協法律援助公益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佟麗華有些遺憾，盡管法律授予了律師調查取證的職權，但在司法實踐中，這種職權往往流于形式，銀行以及稅務部門根本不可能為律師提供有關資料。所以，律師和當事人都無法提供可供執行的財產信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馮瑞認為，在保護童工合法權益方面，現有的法律法規已比較完善。法律能否發揮效力，關鍵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現在，絕大多數童工，都是在出現傷殘事件后被發現。也就是說，出了事情，孩子的父母才會后悔，監管部門才會跳出來。”盡管童工問題比較復雜，帶有一定的隱蔽性，但是，馮瑞認為，行政機構設置的目的，應該防患于未然。如果再三疏于檢查，便失去了常設機構的意義。而事后監督所暴露的，不單是職能部門的失職，更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維權難，還包括工傷鑒定難。”時福茂說，一個受傷童工的父親為了兒子的傷殘鑒定，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跑了十多趟，申請一直未被受理。童工劉娜案，為了申請傷殘鑒定，代理律師去了某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7次，最終也沒能在鑒定委員會做成傷殘鑒定。截至目前，得到援助的20多個童工中，僅有一成在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進行了傷殘鑒定。
記者注意到，《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法》中，并沒有關于童工進行勞動能力鑒定需提交“工傷認定結論”的要求。事實上，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傷殘童工不可能取得《工傷證》。
時福茂說，一些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習慣以沒有用人單位的認可或者沒有法院的委托書，對受害人的鑒定申請不予受理，而法院以工傷案件不屬于法院委托鑒定的范圍而拒絕出具委托書，從而導致受害童工的鑒定無法進行。
到底有多少童工因為沒有工傷證，無法進行傷殘鑒定，目前還無從統計。但是，時福茂認為，類似的傷殘童工大量存在。
聯合行動保護童工權益
1998年，我國正式加入《準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并承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的就業或者工作的最低年齡為16周歲。因此，童工，是指未滿16周歲，與單位或者個人發生勞動關系，從事有經濟收入的勞動，或者從事個體勞動的少年、兒童。
記者注意到，在北京青少年援助與研究中心援助的20多例傷殘童工案件中，年齡在15歲的約占95%。為什么這個年齡段容易產生童工呢?
“從6歲上學計算，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剛好是15歲。”佟麗華說，導致孩子厭學輟學的原因比較復雜。首先，九年義務教育之后的教育成本比較高，對一些偏遠貧困地區的家庭來說，是不小的負擔;其次，就業形勢逐年嚴峻，一些學生和家長已經不再把上大學當做改變命運的“龍門”了。針對15歲到16歲這個空當，佟麗華建議有關部門，“對已經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的孩子，推行免費技能培訓。這樣既有利于減少童工，預防青少年犯罪，又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
馮瑞在腦海中，構想了一個全盤計劃。她認為，消除童工現象，不是哪個部門的事情，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關愛未成年人的健康氛圍。她建議形成一個統一的協調部門，打擊違法使用童工行為，勞動、工商、公安、工會、婦聯、團委等部門聯合起來，對違法的業主、監護人、職介所進行綜合整治，加大處罰的力度，讓非法雇用童工的單位或個人付出沉重的代價，讓這些單位或者個人沒有能力再繼續經營，不使用童工。
“只要沒有企業招用童工，就能斬斷這條供需鏈。”中國勞動法學會副會長郭軍透露，針對使用童工的私營和個體企業，全國總工會正在通過建立區域行業工會組織的形式進行規范。其意義在于，讓工會的觸角延伸到中小企業及私營企業，便于監督企業用工情況。郭軍說，區域行業工會一旦建立起來，各企業的用工狀況，就像禿子頭上的虱子，一目了然了。檢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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