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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通過侵權責任四要件、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工傷三要素共同來認定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是否產生競合。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時，應確定雙重賠償模式，在獲得民事賠償的同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但醫療費、喪葬費除外。

案號  一審：（2017）湘1021行初207號；二審：（2018）湘10行終44號

【案情】

原告：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

被告：湖南省郴州市工傷保險管理服務中心。

法院經審理查明：左成紅與張文平系夫妻關系，張文平與左策仁系母子關系，劉光秀與張文平系母女關系。劉光秀現為退休職工，每月有固定養老保險待遇。2016年7月27日，張文平因交通事故死亡。2016年12月30日，郴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郴人社工傷認字[2016]S86號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張文平構成工傷。2017年8月23日，郴州市工保中心核定上年度統籌地區職工月平均工資為4090元、上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張文平的喪葬補助金經核算為10300元，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48140元，共計58440元。2017年9月2日，郴州市工保中心支付張文平的喪葬補助金經核算為10300元，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48140元，共計58440元。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認為郴州市工保中心對張文平喪葬補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審核違法違規，故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決郴州市工保中心支付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喪葬補助金14240元（4090元×6個月-已支付10300元），依法每月支付劉光秀供養親屬撫恤金2156.25元（7187.5元×30%），依法支付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一次性工亡補助金575760元（31195元×20-已支付48140元）。另查明，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與交通事故責任人達成調解協議，由事故責任人支付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各項經濟損失共計64萬元，其中包括死亡賠償金575760元、精神撫慰金5萬元、喪葬費14240元。

【審判】

湖南省桂陽縣人民法院判決：一、限被告郴州市工傷保險管理服務中心于本判決生效后30日內，支付三原告一次性工亡補助金575760元；二、駁回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三原告喪葬補助金14240元、每月支付劉光秀供養親屬撫恤金2156.25元的訴訟請求。本案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郴州市工傷保險管理服務中心負擔。

一審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訴。

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傷，第三人不支付工傷醫療費用或者無法確定第三人的，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該法律規定只是對工傷醫療費不享有雙重賠償予以明確，除工傷醫療費外，并未禁止工傷職工獲得民事賠償后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均明確規定了職工構成工傷應享受相關待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工傷規定》）第8條第3款規定：“職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導致工傷，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職工或者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為由，拒絕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經支付的醫療費用除外。”上述規定充分保障了工傷職

工取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本案中，張文平參加了工傷保險，其在出差返回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死亡被認定為工傷，左成紅、左策仁、劉光秀作為其近親屬，有權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享受相關工傷保險待遇，不應在獲得民事賠償后，失去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除已支付的醫療費用外）。郴州市工保中心在本案中審核工傷保險待遇時適用補差原則，核減已支付的民事賠償部分，是對上述規定的不正確理解。郴州中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勞動者一旦因工受傷，就無法繼續勞動，同時還面臨著巨大的日常開銷，這種現象顯然有違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勞動者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正確處理工傷事故不僅有利于緩解勞資矛盾，更有益于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可見，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使其受到的損失能夠得到完全有效的賠付，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逐漸成熟的社會本位思想，對于工傷事故的賠償機制也由原來的單一賠償模式逐漸發展為現在的多元化賠償機制，形成社會保險法與侵權責任法等多個領域的法律體系并存的局面。所以，在第三人侵權的工傷事故發生后，受

害勞動者就有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賠付兩種救濟途徑可供選擇，繼而產生競合問題。目前，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對于二者競合問題的解決模式沒有給出明確統一的規定，該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學理論界，司法實踐中也有著較大的爭論，存在“同案不同判”現象，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處理好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的關系，既有利于保障工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兼顧社會公平正義，也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本案是否為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

競合本身是指由于一個法律事實的出現同時滿足兩個以上的法律構成要件，從而產生兩個以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得法律規范之間的適用、權利和責任之間的分配產生矛盾。本文中的競合指的是法律上的競合，其含義為：一個行為人只實施了一個違法行為。但是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責任構成要件，又因法律關系的不同，各自均應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因第三人的侵權行為致使職工發生工傷，勞動者既可以選擇申請工傷后由工傷保險基金進行賠付，又可以選擇一般的民事侵權損害請求賠償。因為二者基于的法律關系不同，所以也需要根據相對應的法律規定來進行賠償。

當前的司法實踐中，認定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有下面幾個要件：首先是第三人的侵權行為必須符合侵權責任的四個構成要件（行為、過錯、損害事實、因果），因為只有符合這些構成要件，才可以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其次，在符合一般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基礎上，第三方侵權人所侵害的對象必須是一個已經有合法勞動關系的某一用工單位的職工，如果第三方侵害的對象不是某個用人單位的職工，而是一個無業者，就不會出現單位承擔責任，就不會構成工傷保險責任。最后，這個職工一定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由于工作的原因被第三人侵權，侵權這一行為導致該職工遭受不法侵害。如果該職工不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而是在非工作時間遭受第三人的侵害，這和用人單位是沒有關系的，不存在工傷賠償問題，只是該職工本人和第三人的一般侵權關系，不會產生競合。

本案構成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的競合，理由如下：第一，構成侵權責任。案件中第三人對受害人的侵權行為，符合侵權責任的四要件（行為、過錯、損害事實、因果），已經構成了一般侵權。第二，侵權的對象特定。本案中，被侵害人張文平是與用人單位建立合法勞動關系的職工。第三，該侵權行為符合工傷的三個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原因）。張文平是在出差返回途中，因為履行工作職務的原因遭遇第三人侵犯人身權益。本案屬于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受害勞動者既可向第三人主張侵權賠償，也可以請求工傷保險進行工傷賠付。

二、本案適用何種處理模式的選擇

當職工因為第三人侵權產生損害賠償的同時也滿足工傷賠償的前提下，對于侵權第三人，依據侵權責任法，權利人依法享有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在符合工傷情形時，權利人也享有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對兩種賠償請求權的行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主要采用四種救濟模式：一是免除模式或替代模式，名義上是指適用時用一種模式替代另一種模式，但本文僅指工傷保險賠償替代普通民事侵權損害賠償。雖然權利人的人身侵權損害是因第三人侵權行為導致，但該權利人不能請求人身損害賠償，僅能請求工傷保險賠償。二是選擇模式或擇一模式，對這兩種賠償請求權，權利人只能選擇一種行使，且一旦選擇了一種，另一請求權即為消失。在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曾采用這種模式，后來由于存在弊端而被禁止。三是兼得模式或雙重賠償模式，即兩種損害賠償均可行使，在最大限度內維護權利人的利益。最典型的是英國。四是補充模式，即權利人在行使某一請求權后，可以就兩種賠償存在的差額或是其賠償不足以彌補實際損失，而請求另外的賠償義務人給予差額補充，但權利人因行使權利所獲得利益不得超過實際損失相對應的賠償金額。當前采納這種模式的有日本、智利、挪威等國家。目前，我國學術界產生了五種不同的處理模式，具體而言，除了上述四種模式之外，還出現了“項目對應，差額補充”的補充模式。

最高法院相關的司法解釋或文件是支撐工傷保險賠償與民事侵權賠償責任競合采取雙重賠償模式的法律依據。首先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工傷規定》第8條中明確規定：勞動者因第三人侵權而遭受傷害的，并且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已經作出工傷認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未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尚未獲得民事賠償，起訴要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第2款規定：“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以支持。”該項解釋雖承認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的，權利受損害的勞動者可以向第三人請求民事賠償，但是未明確指出在取得民事賠償后，受損害勞動者是否有權繼續請求工傷保險賠償。該司法解釋既未肯定是否可以采取雙重賠償模式，但是也未對其作出否定的解釋，因此可以視其為可以適用雙重賠償模式的一種廣義的法律依據。其次是最高院2006年12月28日所作出的《關于因第三人造成工傷的職工或其親屬在獲得民事賠償后是否還可以獲得工傷保險補償問題的答復》。該答復稱：“你院《關于因第三人造成工傷死亡的親屬在獲得高于工傷保險待遇的民事賠償后是否還可以獲得工傷保險補償問題的請示報告》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原則同意你院審判委員會的傾向性意見。即根據安全生產法第四十八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的規定，因第三人造成工傷的職工或其近親屬，從第三人處獲得民事賠償后，可以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向工傷保險機構申請工傷保險待遇。”該答復采取的就是典型的雙重賠償模式。

在筆者看來，本案發生第三人侵權責任和工傷保險責任競合問題后適用雙重賠償模式，除了上述法律依據之外，還有如下理 由：首先，在現代化進程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國工傷事故發生率已接近國際警戒線。如果勞動者因工受傷，權利遭遇侵犯，沒有辦法繼續勞動，還要面對巨大的日常生活開支，這種現象顯然有違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勞動者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確處理工傷事故，不僅有利于緩解勞資矛盾，更有益于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其次，受害人張文平可以獲得雙重救濟，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讓受害者家屬得到充分的保障，也使得用工單位更加重視勞動者工作環境和身心健康，預防工傷事故的發生。最后，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認可支持了雙重賠償模式的實施。

三、本案如何界定雙重賠償模式的賠償范圍

按照民法上多數債務人關系的法理，即數人因不同的法律關系，對于同損害事實而產生責任競合。具體到第三人侵權情況下的工傷事故中，就是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與第三人處于多數債務人關系，分別因工傷保險關系和侵權行為，對受害人負有工傷保險待遇給付和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因而產生責任競合。在多數債務人關系而形成的責任競合情形下，制度設計的考量重點在于重復滿足容許與否，和若采取禁止重復滿足的立場，則其介入手段應如何選取。在重復滿足的容許與否的立場上，保險法上損害填補原則與民法上損害賠償制度的法理是一脈相承的。

民法上完全補償原則和保險法上禁止得利原則的適用范圍，其決定標準不在侵害客體的不同，而在于損害的種類不同，即損害得否以金錢加以衡量為其適用范圍的判斷標準。詳言之，財產性損害因得以金錢加以衡量，故可以適用；而人身性損害因無法以金錢加以評價，受害人所受之損失是否已得到完全補償無從談起，因此，討論兼得模式下的賠償范圍時，應從重復滿足容許與否的立法原則和介入手段應如何選取的規范技術加以衡量。筆者認為分析該問題的切入點最好是損害填補原則下的損害種類，這樣方可實現工傷保險賠償和民事侵權賠償無縫銜接和緊密配合，法律體系價值的一貫性和一體性才能更好地體現出來。進而言之，在工傷事故中就是人身性的損害適用兼得模式和財產性的損害適用選擇模式。主張以雙重賠償模式處理第三人侵權責任與工傷保險責任競合，即允許受害人在請求第三人侵權賠償的同時，也有權依據《工傷保險條例》要求社會保險機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工傷保險機構不賠償醫療費、喪葬費等部分。筆者認為雙重賠償模式的賠償范圍包括：職工因第三人侵權，在其近親屬已經對第三人提起民事訴訟后，社會保險機構拒絕支付工傷保險待遇，可對該社會保險機構提起訴訟。在訴訟中，法院對社會保險機構的行為不予支持；在職工或其近親屬獲得雙重賠償之后，社會保險機構在賠償項目中應扣除第三人支付的醫療費和喪葬費，法院對職工或其近親屬提起社會保險機構賠償喪葬補助金的要求不予支持。

民法規定“以兼得模式為原則，選擇模式為例外”。具體到工傷保險賠償項目的劃分就是，前者如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工亡補助金等適用兼得模式，后者如工傷醫療費、喪葬費等適用選擇模式。一方面對于財產性的損害，可以用金錢加以衡量的賠償項目方面，在賠償總額上適用補差原則。例如：工傷保險待遇中的醫療費、喪葬費等，這部分損失是受害人因人身傷害而直接支付的財產費用，屬于實際發生的費用。另一方面，基于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無價的，精神撫慰金、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傷殘補助金、工亡補助金等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并且，工傷待遇中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和侵權法律關系中的死亡賠償金，概念、性質和計算標準等都不一致，所以采用雙重賠償模式。《工傷規定》第8條第3款規定：職工因第三人導致工傷的，職工或者近親屬在獲 得民事賠償后，還可以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但醫療費、喪葬費除外。根據上述規定，職工因第三人導致工傷的，除醫療費、喪葬費外，在獲得民事賠償后，還依法可以亨受工傷保險待遇。這也可以說明，在勞動者發生工傷事故死亡后，其近親屬按照相關的規定，可以從社會工傷保險基金領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和供養親屬撫恤金。

本案中，法院依據《工傷規定》第8條第3款之規定，考慮喪葬費的特殊性質，其與醫療費一樣不適用雙重補償原則，按照法定喪葬補助金計算標準，張文平的喪葬補助金應為郴州市2015年統籌地區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倍，為24540元，減去其家屬在交通事故民事賠償中已經獲得的14240元，郴州市工保中心按照補差原則將已經剩余的10300元支付給左成紅、左仁策、劉光秀，所以對左成紅、左仁策、劉光秀請求法院判決郴州市工保中心支付左成紅、左仁策、劉光秀喪葬補助金14240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來源：《人民司法》2020（26）作者：陳建華，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