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來，確診熱射病的報道層出不窮。
熱射病是職業性中暑最嚴重的情況，死亡率高達70%-80%。
在澎湃新聞之前的統計中，今年全國各地已報道超過78例熱射病病例，而在職業分布中，患者大多是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的工人。
因為高溫中暑產生的勞動糾紛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不是每一個案件都可以拿到合理的工傷賠償。工地上的零工、眾包的外賣員，往往會遇到勞動關系認定和職業中暑舉證難的困境。
案件的判定：六成勞動者需要自己承擔賠償責任
一名勞動者因工身亡，如果被認定為工傷，能得到多少賠償？
澎湃新聞記者在裁判文書網以“熱射病”為全文檢索關鍵詞，對2013年至2022年間的206個勞動者熱射病糾紛案件進行了分析。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其近親屬至少能得到三筆錢：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按照條例的計算標準，金額能達到近百萬元。
但在我們分析的案件中，大部分勞動者都得不到這些賠償。
在明確有賠償判定的案件中，僅有19%的勞動者被認定為工傷，能得到工傷賠償。其余均只能作為一般人身損害案件得到民事賠償，無法通過勞動法申請仲裁。通常情況下，工傷賠償數額要高于人身損害賠償。
與此同時，勞動者獲賠的數額甚至會經歷“大打折扣”。超六成勞動者需要自己承擔賠償責任。其中，有6.9%的案件，因勞動者無法證明患病與工作之間的關聯性，需要承擔全部的責任。而在這些案件中，甚至有11例勞動者因熱射病死亡。樣本中，遭遇熱射病的勞動者大多是普通的社會基層工作者，其中有大約 1/3是在戶外從事重體力活的建筑工人。
賠償金遭遇腰斬，對于罹患熱射病的勞動者及其家屬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為什么勞動者還需要承擔責任？
法院判定勞動者承擔責任最常見的原因是，勞動者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缺乏在高溫作業下的安全防范意識，沒能保護好自己。不少勞動者在身體出現中暑癥狀的情況下，依然堅持工作，導致病情惡化。
除此以外，樣本中有38.2%的雇主認為與勞動者之間并不存在用工關系，因此沒有義務承擔賠償責任。勞動者為雇主提供勞動，雙方形成勞動關系，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操作中，這種勞動關系卻很難認定。對于普遍缺乏法律知識的勞動者來說，稍有疏忽，都可能會給維權帶來巨大的挑戰。
維權“寸步難行”：用工模式模糊、雇主究竟是誰
勞動者在確診熱射病之后，想要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過程并不簡單。
首先要進行的是職業病診斷，在認定勞動者的患病與職業環境有關之后，其次向勞動保障部門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對于遺留傷殘的勞動者，再通過工傷鑒定，最終確定賠償的金額。
要想被認定為工傷，首先要認定的是勞動者與雇主之間存在勞動關系。樣本中，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僅占21.4%，明確簽訂勞動合同的則更少，只有10例。而只有明確了存在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才受到《勞動法》的保護，也就才能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大多數的勞動者，是工地上的零工、勞務市場上等待工作的搬運勞力，這些靈活用工人員，往往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和勞動時間，勞動關系難以被認定。除此以外，在統計中我們發現，勞動者在維權的時候，經常會出現不知道自己雇主是誰的困境，相關用人單位通過轉包、發包、勞務派遣、承攬關系等方式將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層層剝離，勞動者的權益被悄悄地推向勞動保護之外。
勞動者居于綿長的關系鏈的最末端，各級主體紛紛推脫與其存在用工關系。
高溫作業的規定
面對越來越炎熱的極端高溫天氣，如何才能保護高溫作業的勞動者？
2012年國家安監局等部門聯合印發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對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保護進行了一系列規定。在不同程度的高溫天氣下，用人單位需完善合理安排工作時間、輪換作業、增加勞動者休息時間和減少勞動強度等措施。
用人單位有義務向勞動者提供個人防護用品、防暑降溫飲料及必需的藥品，普及高溫防護知識，設立休息場所，制定高溫中暑應急預案等防暑降溫措施。然而，樣本中，鮮少有用人主體做到這些，在明確提及防暑降溫措施的62例案件中，就有43例法院認定用人主體未提供防暑降溫措施，其余只做到部分措施，最常見的也僅僅是提供飲品。
8月12日，中央氣象局發布今年首個高溫紅色預警，這是高溫預警的最高級別，國家氣候中心首席預報員陳麗娟表示，未來兩周南方高溫天氣仍將繼續，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可達40℃以上。高溫不斷，勞動者的權益該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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