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稱工傷“48小時之限”不符合醫理
上班期間發病能否認定為工傷，歷來爭議頗多。立法又是一個博弈的過程，當初作出這樣的規定，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但是回歸到工傷保險的設計初衷，保障因工作遭受傷害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合理分擔處在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權益風險，這應當是首要目的。
工傷之殤：48小時之外誰買單
10月27日，是51歲建筑工人尹廣安的下葬之日。他在工作期間突發腦溢血被送往醫院搶救。尹廣安所在勞務公司的人極力讓醫生用呼吸機維持他的生命，至少維持48小時；而尹廣安的兒子則為了使父親被認定為工傷，決定撤下呼吸機，讓父親“自然”死亡。
之所以糾結于“48小時”這個節點，是因為依據現行《工傷保險條例》，搶救超過48小時，死者將無法被認定為工傷，拿不到工傷賠償。這種讓因工而傷者家屬面臨“艱難抉擇”的規定，初衷是什么？工傷認定能否有更人性化的操作方式？這條規定，應否適時進行修改？本報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
視同工傷：初衷為保護，緣何引發新的不公
“48小時之限”依據的是現行《工傷保險條例》的第15條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山東省農民工維權站執行主任李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視同工傷，指的是并非認定為工傷，但為了擴大工傷補償待遇的惠及人群，而將兩者賠償方式對等，實際上擴大了工傷認定的范圍。按理說，這條法規的初衷既是為了保護更多的勞動者，也防止突發疾病無限制地納入工傷保險的范圍。但實踐中，“48小時之限”卻備受詬病。
李強認為，突發疾病的起因非常復雜，在實際生活中難以界定得涇渭分明。有些突發疾病跟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性質有很大關系，這樣即使搶救超過48小時不被視同工傷，也改變不了“因工而傷”的本質。
同時，隨著醫學的發展，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壓等體征都可通過藥物和先進設備加以干預或維持。條例認定死亡的標志是“呼吸停止”，所以以呼吸機和藥物維持的生命時間也被算在搶救時間內，令更多被極力搶救的勞動者失去了認定為工傷的機會。很多突發疾病者的親屬不得不在“保命”還是“保工傷”之間抉擇。
李強指出，條例如此規定或許也是經過調查論證，確定的一個相對科學的時間節點。但這種一刀切的方式，只以時間來作為認定標準，難免帶來新的不公平，造成“沒死不算工傷”和“搶救超過48小時不算工傷”兩種情形索賠無望的現象，更有一些無良企業為躲過工傷賠償，惡意拖延治療時間。
西安政治學院法學副教授傅達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尹廣安的悲劇，其原因與制度的設計有關。“如果一項規定在實踐中迫使一個人陷入早點死、看時間死的境地，那么立法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則需要檢討。由于我國沒有腦死亡的具體標準，用人單位完全可以憑先進的醫療技術將病人的死亡時間拖至48小時以后，所以這種漏洞需要彌補。”
工傷認定，應多些人性化操作
之所以強調認定工傷與非工傷，最重要的原因莫過于賠償額的差異。李強給記者講了另一起案例：山東濟寧建筑工人楊亮在加班時突發腦溢血，搶救4天后死亡。楊亮家屬委托李強代為申請工傷認定被駁回，原因也是“死亡超時”。以楊亮為例，若被認定為工傷，楊亮家屬將獲得工傷賠償約40萬元到50萬元左右；而認定為非工傷，家屬則只能拿到兩三萬元的殯葬費補償。賠償額少了幾十萬元，皆因他家人傾力搶救、讓他“多活”的那些日子。
“從立法上講，規定越細致，當然越具有可操作性。”傅達林說，由于工傷造成人的傷亡具體情況十分復雜，如果時間過長，也可能難以區分死亡是否為工傷導致的結果，所以立法確定48小時內，增強了執法的可操作性。“但是可操作性只是立法的一個技術性問題，它不能損害到立法的正當性和價值取向。48小時的規定，有了法律上的可操作性，但被指不人道。實際上，人性化操作也未必不可。”
早在1991年，山西工人郭云梅經常加班加點工作，在車間上班時發生高血壓腦出血，經搶救治療后癱瘓。但工廠不同意報工傷。雙方僵持未果。1994年山西省勞動廳針對這種情況請示勞動部，1996年7月，勞動部辦公廳發回《關于在工作時間發病是否可比照工傷處理的復函》，指出：“對于個別特殊情況，例如由于加班加點突擊任務而突然發生急病，可以當做個別特殊問題，予以照顧，比照因工死亡待遇處理。”
廈門也曾有過實踐。2008年，工程師肖文旭于在開會發言時突發腦溢血，搶救3天后死亡。廈門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為利用呼吸機延續病人生命超過48小時后死亡的，理應視同工傷，也給予辦理了工傷手續。
傅達林認為，這種關于工傷認定的“例外規定”和人性化操作，既符合勞動部的文件精神，也并不違背《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初衷，是應當被提倡的。
回歸立法初衷：合理分擔勞動者權益風險
郭云梅事件后，1996年7月，勞動部發布《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規定：“在生產工作的時間和區域內……由于工作緊張突發疾病造成死亡或經第一次搶救治療后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認定為工傷。按照這條規定，很多在崗位上突發疾病死亡的職工，不論搶救時間長短，均可被認定為工傷。
但2004年，脫胎于《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的《工傷保險條例》施行后，雖然增加了視同工傷的情形，卻生硬地將搶救時間卡在48小時。因加班加點突發疾病而在搶救48小時后死亡的職工，賠償待遇一下倒退到1996年7月前。“勞動部1996年對山西省勞動廳復函體現出的以人為本、保護勞動者的宗旨，應當在條例中有所體現。”李強說。
事實上，《工傷保險條例》曾于2010年修改，于2011年實施。但新條例并未對“48小時之限”這一爭議性問題進行修改。有人提出對策，要么取消48小時的限制性規定，直接規定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要么作出例外規定，比如經搶救后依賴呼吸機等輔助設備維持生命的，不受48小時的限制。
傅達林認為，我國立法的精神是，工傷的認定更強調當事人遭遇的事故、意外傷害或職業病，而對一般崗位突發疾病則以死亡作為工傷條件。第一種方式有矯枉過正之嫌，走向另一種一刀切的極端；而例外規定依然無法窮盡所有。
傅達林指出，上班期間發病能否認定為工傷，歷來爭議頗多。立法又是一個博弈的過程，當初作出這樣的規定，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結果。但是回歸到工傷保險的設計初衷，保障因工作遭受傷害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合理分擔處在弱勢地位的勞動者權益風險，這應當是首要目的。
“一部高質量的工傷保險立法不是竭盡全力防范極個別人鉆空子，而是應從更普遍的意義上確立起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價值準則。具體的完善方式，關鍵是要在死亡結果與死亡原因之間確立工傷的聯結，更多的時候需要正確的執法解釋。”傅達林說。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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