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點】
準確界定“上下班途中”是此類工傷認定的關鍵，但相關工傷保險法規及司法解釋具有模糊性和多義性，特別是一般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在此類工傷情形中難以適用，應從法律解釋的實質合理性角度出發，以“工作目的”為核心標準，綜合考量時間、空間、目的三要素，判斷勞動者主要目的是否為上下班，努力在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和不過分擴大用人單位經營風險之間取得司法平衡。
【審判組織】單宇馳 胡建萍 毛幼青
【案例撰寫人】單宇馳
一、基本案情
原告：孫某某
被告：上海市某某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某某人保局）
第三人：上海某某貸互聯網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貸公司）
被告某某人保局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某某人社認（2018）字第XXX號《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以下簡稱被訴不予工傷認定），主要內容為：原告孫某某系第三人某某貸公司測試工程師，其工作地點位于浦東新區楊高南路XXX號1號樓，居住地位于浦東新區棗莊路XXX弄1號502室。2018年3月16日原告于17時58分打卡下班，當日19時48分許，其步行經藍天路藍桉路西約10米處時，發生本人無責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傷。綜合調查核實情況。被告認為，原告受到的事故傷害，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現決定不予認定（或視同）工傷。
原告孫某某與第三人某某貸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其工作地點位于浦東新區楊高南路XXX號1號樓，居住地位于浦東新區棗莊路XXX弄1號502室。2018年3月16日原告于17時58分打卡下班，當日19時48分許，其步行經藍天路藍桉路西約10米處時，發生本人無責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傷。2018年5月9日第三人某某貸公司就原告2018年3月16日發生的事故傷害向某某人保局提出申請，因其提交的材料不完整，被告于當日向其發出《補正材料通知書》，一次性書面告知需要補正的全部材料。第三人于同年5月31日提交補正材料后，被告于當日受理。原告自述其于2018年3月16日18時許從單位下班，步行至地鐵六號線浦電路站乘至云山路下車，在棗莊路金楊路路口與其丈夫碰面后準備一同前往碧云路555號家樂福超市購買生活用品和食材。二人路過其居住地前往超市途中，原告被一輛電瓶車撞傷，致其右股骨頸骨折，要求進行工傷認定。某某人保局經調查核實于同年7月27日作出被訴不予工傷認定并依法送達。原告收到后不服，遂訴至本院，要求撤銷被訴不予工傷認定。
原告孫某某訴稱，其在第三人某某貸公司工作，2018年3月16日18時許原告從單位辦公地址楊高南路XXX號由由世紀廣場1號樓下班后，右轉步行穿過陸家嘴軟件園，經東方路張家浜橋行至地鐵6號線浦電路站乘坐地鐵回家，坐至云山路站下地鐵，經1號口出來后，經張楊路進入棗莊路，因生活需要前往碧云路555號家樂福超市購買生活必需品和食材，行至藍天路藍桉路時，適遇案外人劉麗華駕駛電動自行車行駛至此，原告被撞倒致右腿骨受傷，住院治療。后經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交通警察支隊認定，劉麗華駕車闖紅燈負該事故全部責任。原告在下班途中從事屬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須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內未改變下班為目的的合理路線途中，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視同工傷的情形，被訴不予工傷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被告某某人保局辯稱，原告發生交通事故的時間地點不屬于合理的時間及合理的路線內，其申請工傷認定不符合法定情形。被告作出的被訴不予工傷認定職權依據充分，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第三人某某貸公司述稱，同意被告的答辯意見，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二、法院判決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九條第二款及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工傷保險工作。《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工傷認定申請應當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的區、縣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故被告某某人保局具有作出工傷認定的法定職權。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火車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又根據《關于工傷保險有關規定處理意見的函》（人社廳函[2011]339號）第一條規定，前述規定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時間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第三項亦規定，對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下列情形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三）從事屬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和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從前述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可見，日常工作生活的必需性及時間、路線的合理性是認定“上下班途中”的兩大核心要素。
本案中，原告孫某某在第三人某某貸公司工作期間，于2018年3月16日打卡下班后，步行經藍天路藍桉路西約10米處時，發生本人無責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傷，認定工傷的關鍵在于原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狀態是否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所指的“上下班途中”。對此，本院認為，首先，結合原告行程路線及其自述，當日原告從單位下班后系先途經居住地，與其丈夫會合后，再共同前往家樂福超市購物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其次，原告打卡下班時間為17時58分，發生交通事故后報警時間為19時45分，經查詢網絡地圖，原告直接回居住地所需合理時間應為1小時左右；最后，原告居住地附近有菜市場及超市等，可滿足日常生活需求，而原告當日欲前往的家樂福超市距其居住地近2公里，且原告選擇的先經過居住地再前往家樂福超市的路線距離明顯長于直接從地鐵站至該超市的路線距離。綜上，原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行程目的，并非為返回居住地，目的地超市亦非滿足日常生活必需，其選擇的路線亦明顯不具便捷性，已超出合理時間、合理路線及日常工作生活必需范疇，應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相關規定所指的“上下班途中”，被告某某人保局認定原告受到的事故傷害，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認定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并無不當。某某人保局先立案，后調查，再作決定，并在規定期限內將認定書送達各方當事人，其執法程序合法。
綜上，原告要求撤銷被訴不予工傷認定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本院難以支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孫某某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告未提出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三、案例精解
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明確將“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情形納入工傷范圍，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該條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操作標準存在很大爭議。為進一步指導司法實務，201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工傷規定》）第六條進一步細化規定了“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可以認定為工傷的四種情形，但該條文中“合理時間”、“合理路線”、“主要目的”等關鍵要素仍然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給個案裁量帶來困擾。
（一）工作目的是認定“上下班途中”工傷的核心標準
1.“途中”要素認定的實踐困境。
作為本案爭議的關鍵，“上下班途中”的相關規定主要散落于行政法規以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之中。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 項規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火車事故傷害的，應認定為工傷”。但該條例的其余條款并未對“上下班途中”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界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在 2011 年出具的《關于工傷保險有關規定處理意見的函》中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作了進一步明確：該條規定的“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時間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可見，“上下班途中”包含時間與空間這兩個基本要素，且必須同時具備。但對于何為合理的上下班時間與合理的上下班路徑，仍未予以進一步解釋。2014 年最高院發布的《工傷規定》對“上下班途中”進行了列舉式說明：1、在合理時間內往返于工作地與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單位宿舍的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2、在合理時間內往返于工作地與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3、從事屬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動，且在合理時間和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4、在合理時間內其他合理路線的上下班途中。2016 年人社部又出臺了《關于執行 < 工傷保險條例 > 若干問題的意見（二）》，其中第六條答復指出：職工以上下班為目的、在合理時間內往返于工作單位和居住地之間的合理路線，視為“上下班途中”。換言之，合理路線是指居住地與工作地之間的路程，且居住地可視實際情況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個解釋性規定均未對合理時間予以明確的界定。
2.“三工標準”難以適用于“上下班途中”情形。
從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認定工傷的法定情形來看，認定工傷主要看三個要素，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原因，簡稱“三工”標準。其中，工作時間既包括法定工作時間又包括延長工作時間。[①]工作場所是指勞動者工作職責相關的區域以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區域。工作原因是指勞動者因職業活動受到事故傷害，即因公負傷或為公負傷。[②]由此反觀《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六種工傷情形，第（一）項、第（三）項均屬典型的工傷，系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因工作原因受傷；第（二）項在工作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符合工作時間實際延長的情形；第（四）項職業病也屬于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致病情形；第（五）項亦屬于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合理延伸。但第（六）項即“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傷害的情形，無法用“三工”因素加以解釋，無論如何擴大范圍，也難以將上下班途中納入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的范圍，且職工尚未開始工作或業已結束工作，亦難以用因果關系將其套入“工作原因”范疇。綜上，“上下班途中”工傷認定情形不能適用一般“三工標準”予以識別鑒定。
3.途中工傷認定的實質標準是行為主要目的系為工作。
目的關系理論最早被運用于工傷保險領域中。“工傷保險是指勞動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獲得醫療救助和經濟補償的一種社會保險。”[③]“學術界和司法界一致認為只有被保險人在客觀上服務于被保險范圍的行為目的才能列入被保險工作。根據目的關系說，只要被保險人的行為動機和行為趨勢是為了履行被保險工作就屬于保險范圍。”[④]即要衡量某個行為是否屬于保險范圍，應采用目的關系而非因果關系標準。同樣，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亦很難用因果關系原理加以解釋，之所以將其納入工傷范疇系基于上下班行為與工作具有不可分的關聯性，即勞動者為了上班工作必然會有上下班行為發生，在此途中必然會面臨發生交通事故的風險，故這種風險并非因私人行為引發，而是帶有職務行為性質。但上下班途中并不是在工作，不能為單位創造利益，所謂有利益才負擔風險；而且也未受到單位的約束和監督，讓單位承擔它所不能預料的風險進而加重單位的負擔。[⑤]因此，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必須主要是為了工作目的，才能被認定為工傷，只有堅持這一核心標準，才能做到既分擔了勞動者上下班的風險，又不過分增加用人單位不可預知的用工成本，達到二者平衡。
（二）“工作目的”標準指導下途中工傷的三要素剖析
根據前述《工傷規定》第六條，“上下班途中”的認定應當考慮三個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為目的；二是時間要素，即上下班時間是否合理；三是空間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線是否合理。
1.以“上下班”為目的是構成工傷認定的前提。
以“上下班”為目的充分體現了職工行為與工作的緊密相關性，是判斷途中工傷三要素中的核心要素，但“目的”屬于人的主觀心理活動范疇，必須通過外在客觀因素和社會一般認知標準加以綜合評判。即法官在個案中需要充分發揮自由心證，融合法律規定和道德標準，法理、情理兼備，準確把握受傷職工的主觀心理狀態。上下班過程所需的“合理路線”與“合理時間”均屬于上下班的具象表現形式，上下班目的才是將途中工傷納入工傷認定的內核，即上下班目的是判斷時間、路線合理性的前提基礎。一旦脫離了上下班的目的，職工的繞道、抄近路、中途買菜或順路進行日常生活所需事務等行為將均缺乏正當性支撐。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市場交易模式和職工工作形式不斷變化，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與職工個人生活空間的界限區分愈發模糊和難以辨別，如某些網絡科技公司工作特點或疫情影響下的不可抗力，公司員工越來越多在家中辦公，又如很多從事銷售工作的員工只需完成公司下達的指標，員工可自行安排工作時間與地點。前述情況下“時間”與“路線”要素難以把握，只能圍繞“工作目的”的核心標準分析，主要考量是否以用人單位名義開展活動以及是否為用人單位謀取利益。
2.合理路線應具備與工作、日常生活所需的密切相關性。
根據《工傷規定》第六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上下班途中的路線包括工作地與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單位宿舍之間，以及工作地與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之間。可見，為了充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職工下班后前往“居住地”的范圍十分寬泛。同時需要注意，勞動者上下班的合理路線不等于最短路線、最佳路線、必經路線，只要勞動者為了工作目的在當時條件下選擇的相對方便路線，均應予以認可，不必苛求勞動者必須選擇最優路線。若勞動者上下班有幾條路線選擇，距離及通行難度相當，則每條路線均為合理路線。若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繞道辦理私事，則要考量該繞道行為的必要性和距離適度性，包括：1、交通障礙；2、因公事繞道；3、因私事繞道。前兩者或因不可抗力或因工作需要，應當認定為合理路線；第三種情況則爭議較多，需結合“日常生活所需的最低限度”加以分析，該因私繞道行為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日常生活的必須性，如順路買菜或順路接小孩放學等；二是距離上不過分偏離上下班主線，即對稍微偏離原本線路的順道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應予以寬容認可，這既是司法評判的人性化考慮，也是因其并未明顯背離職工上下班行為的“工作目的”屬性。
3.合理時間須符合工作目的性及社會常情常理。
合理時間即職工往返工作場所與居住地所用時間，上下班途中“合理時間”、“合理路線”，是認定屬于上下班途中相互聯系、必不可少的時空概念，不應割裂開來，天氣狀況、交通路況等往往影響時間的長短。實踐中按照單位規章準時準點上下班的情形并不常見，早到晚走反而是常態，故在時間的“合理”把握上不能簡單理解為用人單位考勤規定的上下班時間，而應當劃定彈性區間，在該區間內或早或晚一點，均屬于“合理時間”。《工傷保險條例》中的“上下班途中”并未添加“正常的”之類限定詞，理應包括職工加班加點后上下班途中時間以及因合理事由引起變動的上下班時間等情形，如上班期間擅自外出看病，提前回家等提前離崗途中發生事故[⑥]，既符合與單位工作的密切相關性，又不違背社會常情常理。
（三）本案受傷職工是否屬于“上下班途中”的目的性解析
首先，從“途中”的空間范圍看，原告的下班路線嚴重偏離正常返回居住地路線。如前分析，下班合理路線不一定必須為勞動者與其居住地的最短路線或最快路線，但勞動者的繞路行為應當具有合理原因且能為一般公眾所理解接受。本案原告系在上海市浦東新區租房居住，故其下班路徑應為工作單位至租房地址之間的正常路線，而根據事實查明，原告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并非介于單位與其租賃房屋之間某處，而是途經居住地后前往某家樂福超市的途中，已嚴重偏離下班返回居住地的正常路線，應不屬于“合理路線”。
其次，從“上下班”的時間范圍看，原告發生交通事故的時間已超出合理下班所需時間。所謂“上下班途中”，是指以上下班為目的之途中。考慮到人的社會性因素，對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捎帶”辦一些比較簡便且所花時間較短的私人事件，如路過商店買商品、順路接子女放學等，符合社會生活的一般規律，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普遍接受，具有“普遍性”，符合“合理”、“必須”的認知標準，就應當認定勞動者基于上述因素發生的時間屬于“上下班途中”的時間。但本案中，原告發生交通事故的時間，距離其下班離開工作單位已近2個小時，而其正常回家所需時間應為1小時左右，顯然超出合理下班時間。原告辯稱其準備先去超市購物，然后再返回居住地，但從其所耗時間上看已遠遠超出下班途中順便購買日常用品的合理范疇，即不屬于“合理時間”。
最后，從上下班的目的考量，原告發生交通事故時的行為已超出“上下班”目的。如前所述，下班的目的是住處，在此途中順便從事一些其他日常生活所必須的活動，只要不是偏離住處太遠，并不改變該行為系為返回住處的目的性。但本案中，原告在已經實際途徑居住地的情況下，與其丈夫匯合后前往距離住處2公里遠的家樂福超市購物，而相關證據顯示，其住處附近有更為便捷的菜市場及超市，故原告該行為主要目的已不是下班回家，也不屬于順便解決基本生活需求。原告辯稱因大型超市商品種類更多還有餐飲場所，其與丈夫習慣去該家樂福超市購物，但該行為目的或動機更多系職工個人興趣或消費偏好，已超出職工日常生活必須的、合理的要求，且改變了“上下班目的”這一核心要素。
綜上，對于“上下班途中”的判斷，應當從“工作目的”這一核心標準出發，對時間、空間、目的三要素予以充分認證，立足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作出符合法律文本和立法目的解讀，讓司法判決更具有可接受理性，既要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又不過分擴張工傷認定范圍，造成對企業和普遍意義上勞動者的不公平對待，真正發揮工傷保險制度平抑職工與用人單位風險的雙向社會保障功能。
（作者部門：行政及執行裁判庭）
（責任編輯：陳裔佼）
[①] 陳福祝、孫玉明：《把握工傷認定中的“三工”原則》，載《中國勞動保障》2007年底9期。
[②] 曹艷春等著：《工傷損害賠償責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7頁。
[③] 謝增毅：《勞動法的比較和反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頁。
[④] 蔡和平：《中德工傷保險法律制度比較研究》，北京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第52頁。
[⑤] 王舟檣：《認定上下班途中工傷的“主要目的”標準》，載《公民與法》2015年第8期。
[⑥] 參見“孔憲俊訴鎮江市丹徒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確認再審案”，（2012）蘇行再提字第0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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