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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盼“工傷保險法” 出臺

    自2004年1月1日起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對我國工傷保險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條例實施后，全國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已達到1億3787萬人，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人數達118萬人。到2008年底農民工參保人數已達4976萬人。

    在工傷保險事業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工傷保險制度所暴露的問題也愈發尖銳。今年6月15日，在廣東東莞市大朗鎮大井頭村展明五金制品廠，失去了右手掌的工傷職工劉漢黃因屢次追討工傷賠償未果，與廠方發生爭吵，掏出彈簧刀，將生產經理賴振瑞捅成重傷，隨后又捅死公司副總經理邵正吉和總經理林裕騰，釀成兩死一傷的慘劇。

這樣的悲劇過去時有發生。讓最弱勢的工傷群體選擇最極端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尊嚴，這表明這一群體的權利已被邊緣化了，現行工傷保險制度的種種不足與乏力也由此凸顯，如果不能在立法上及時得到完善，類似悲劇還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并在現行工傷保險制度框架下演變成一道道無解的死題。

建議一：盡量簡化工傷處理程序

    2005年3月到北京某建筑工地打工的河南農民工張先法，在施工中被摔成重傷，后因無法證明勞動關系而被迫放棄申請工傷認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人身損害賠償。2007年9月，法院終審判決張先法獲賠85萬余元。實際上，真要走工傷認定的索賠程序，張先法的維權之路會更加漫長和艱難。

 還有一個典型案例。吉林來京工作的小孫，從2007年8月開始申請工傷認定。因為用人單位對勞動關系提出異議，小孫不得已通過法律程序確認勞動關系，直到今年6月才接到二審法院確認勞動關系的判決書，工傷認定歷時近2年才得以啟動。而這期間，家里已經為小孫支付了超過10萬元的醫藥費。今后，小孫還可能面臨用人單位的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過于繁瑣的工傷認定程序已經成為工傷職工維權的巨大障礙。因此，通過立法簡化認定程序對于解決“工傷認定難”意義重大。

    建議二：盡快建立工傷賠償墊付制度

劉漢黃殺人后，廠方堅持認為自己待人不薄，依據是劉漢黃受工傷后廠里還負責他的吃住。而依據規定，職工受傷治療期間，應該及時落實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在內的全部工傷保險待遇；在確認傷殘等級以后，應按照規定支付工傷賠償，并對其工作進行妥善安排。顯然，廠方沒有盡到工傷保險規定的義務。

    劉漢黃式悲劇的根源，就在于工傷賠償沒有得到充分保障，這是我國現行工傷保險制度的一大軟肋。用人單位參加工傷保險原本是法定義務，依法督促用人單位參加工傷保險更是社會保障部門的責任，但現實常常是這樣：用人單位不參加工傷保險，非但不會承擔更多的責任，反而可以從拖延支付職工工傷賠償中獲利，即使社會保障部門對其進行了處罰，用人單位也照樣不承擔對勞動者的工傷賠償義務。結果工傷職工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必須要為自己本該擁有的法定權利承擔更多的維權成本，到最后甚至分文無獲。

    企業沒有參加工傷保險，企業與政府都負有責任，讓沒有任何過錯的勞動者來承擔企業違法行為的全部后果，顯然是不公平的。為避免類似悲劇繼續發生，應抓緊從立法上設立工傷賠償墊付制度，即沒有參加工傷保險的職工在被認定為工傷后，先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包括工傷醫療待遇、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傷殘津貼等工傷待遇，然后由工傷保險基金向企業追繳。

    建議三：用人單位嚴重侵權應受刑責

    在劉漢黃事件中，廠方沒有完全履行工傷保險制度規定的義務，侵犯了勞動者應該享受的工傷權利，這是導致劉漢黃采取極端維權行為的重要原因。與劉漢黃事件相比較，《半月談內部版》2008年第10期《父兄維權16年揭開信訪馬拉松代價》披露的用人單位侵權行為就顯得更為惡劣。遼寧阜新一家大型煤礦長期拒絕支付工傷職工許玉林的醫療待遇與工資待遇，甚至將其除名，導致許玉林無法獲得應有的救治而絕望自殺。

工傷職工作為最弱勢的一群，理當獲得更好的保障。之所以會出現用人單位侵犯工傷職工權利還有恃無恐的情形，根本原因在于，用人單位并不會因此而受到額外懲罰，相反還可能獲得更多利益。這是工傷保險制度立法的一大悖論，違反了法律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用人單位侵犯職工工傷權利，導致其輕傷拖成重傷甚至死亡，其社會危害性并不比刑法中故意傷人或故意傷害致死來得輕。因此，對于用人單位嚴重侵犯工傷職工權利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追究用人單位及其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同時還應追究用人單位的懲罰性賠償責任，視其違法行為程度而加大其對工傷職工的賠償數額。

建議四：確立老工傷的工傷保障機制

    河南某地一家大型企業破產后，旗下數百名矽肺病職工分得有限的破產安置費用，很快就被高昂的醫藥費消耗精光。這些職工多次找當地社會保障部門要求進入工傷保險，都遭到拒絕，最后只得找當地政府領導解決問題，得到的也只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答復：如果把這些職工全部接納進入工傷保險，高昂的醫藥費將很快把該市的工傷保險基金消耗干凈。最終，當地政府拒絕了這些老工傷的請求。

老工傷職工特別是職業病職工過去為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隨著歲數增長病情逐漸加重，需要的工傷醫療費用與日俱增。將他們強行排除在工傷保險的大門之外，既與工傷保險的宗旨相悖，有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價值理念，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所以，必須明確老工傷職工的保障機制，工傷保險基金存在資金缺口的，應當由各級財政提供保障。

    建議五：同傷同權，統一工傷賠償模式

    由于第三人侵權所導致的工傷，在工傷保險待遇支付與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的處理上，目前有“雙賠模式”（工傷保險待遇支付與民事侵權損害賠償可以兼得）與補差模式（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低于工傷保險待遇的，由工傷保險基金補足工傷保險待遇不足的部分；民事侵權損害賠償高于工傷保險待遇的，工傷保險待遇不再支付）。同一工傷案件，受害者在不同地方可以獲得完全不同的賠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傷保險制度的嚴肅性與公信力。

    由于行政法規不得就公民基本民事權利作出規定，《工傷保險條例》沒有對民事賠償進行規定，而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則隱含了雙重賠償的立法精神。從法律適用上來說，雙賠模式應該是法律適用的正確選擇，但也會造成工傷職工權利的不平衡，難以實現工傷保險的宗旨。而大部分地區實行的補差模式，雖然符合我國國情，利于調動職工、用人單位與工傷保險基金的積極性，但各地通過地方性法規甚至是地方性規章對補差模式作出的規定，排斥了雙賠模式，明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有關規定。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確立工傷保險基金的代位追償權，補差模式很難在法制軌道上得以真正實現。因此必須通過立法銜接其他法律體系，在現有操作模式的基礎上構建統一的工傷賠償模式。

    工傷處理面臨的上述難題，在現行工傷保險制度體系下難以得到解決，僅靠行政法規的立法層級也無法解決涉及其他法律的相關問題。目前正在起草的社會保險法，對于推動我國社會保險事業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作用，但在立法上仍然過于粗疏與原則。只有出臺獨立的工傷保險法，才能有力破解現行工傷保險制度面臨的一系列難題，推動我國工傷保險事業健康發展。